【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作品征文稿】  芜湖县文体旅游局选送

目  录：

仰望精神粮仓                          王志凯

小村乐事                              长  海

网络情结                              赵  平

文化之潮                              朱幸福

记忆中的三年                          朱幸福

年俗的变迁                            朱幸福

让民间文艺大放异彩                    朱幸福

开在草根间的小花                      徐  玮

仰望精神粮仓

——芜湖县图书馆写真

王志凯

摊开稿纸，突然想起莎士比亚“书籍是世界营养品”的名言；继而又想起一位先哲与莎翁名言有唱和之意的见解，“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还想到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让真理与你为友”；再重温老祖宗“读书明理”的告诫,不觉令人心潮激荡。是的，要进步，要明理，那就得与书为友。书能替你解困，为你助劲，更能照亮你的前程，点亮你的人生。尤其是在时代快速发展，知识结构不断受到挑战、不断更新的年代，一个民族的强大与素质提高都离不开书籍。有什么样的阅读经历，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这已成为有识之士和成功者的共识。然而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更遥远的年代，书籍只与达官贵人有缘，只在朱门豪宅驻脚。不甘寂寞立志发奋的百姓，只能在学馆门前隔窗相望，拿树枝作笔，以盘沙为纸；只能在凿壁借光，萤光映雪的环境里，或借助油灯、灶火的微光去啃残缺不全的破卷。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了沉积几千年的阴霾，改写了只有富人才能入书院，才能心安理得的读书的历史。读书作为公益事业，作为社会工程，早已融入改革开放的蓝图，全民都拥有了读书的权利。让我们走进这被春风复苏的生活圈，领略感受一下盎然生机的书香生活吧！

当我们从岁月的悠悠隧道穿越而重见天光的时候,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形同应景和多余摆设一样,曾经借用文化馆馆舍156平方米、阅览座席不足20个、藏书寥若晨星似的芜湖县图书馆，在历史长河的瞬间，已发展成为初具规模，让全县人民瞩目和仰望的精神粮仓。对此，人们由衷庆幸，县委、县政府在文化圈内为人民谋福祉，芜湖县图书馆成了改革开放中先得月的近水楼台，早逢春的向阳花朵，受惠于全县几十万人民，使他们成为精神文明的富有者。历史会记下这些，人民也会感戴这些。

1984年，中央号召“县县都要有图书馆”的第一缕春风，给芜湖县图书馆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第二年元月，她便从文化馆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二级事业机构。1994年，开始筹备建立新馆。在这之前，组织人事部门知人善任，慧眼识英雄，为馆里物色了一位既有书卷气，又有事业心，而且善于管理的领导。事业心让这位芳龄正茂、极富朝气和潜力的管理者在这里安营扎寨，用青春的热血、忘我的精神呵护着她的成长。

1998年2月，面积854平方米的崭新图书馆在县城人文环境优良、极具人气和吸引磁力、便于读者阅览的中心地段座落。这“新”可不是一般概念上的新，从形式上转型到规模上的脱胎换骨，创造意识和发展眼光都是与“新”同步。沉甸甸的使命感需要这些图书人共同来面对。共同解答的卷面，要经得住岁月的摩挲和洗礼，又得和时代脉搏合拍。所面临的压力，有待消化的困难，并非一页就能翻过，一朝就能分解。个中的艰辛也不是有限的篇幅能够揽括和说透。

早在筹建新馆之初，图书馆人便成竹在胸。当我们以读者的眼光进行评估时，她是那样的耐看、耐品。远眺她的布局，宛若体态端庄的嫁娘；走近和揭开她的盖头和面纱，其芳容确实让人心醉和倾倒。没有“妆罢低眉向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拘谨，却以端庄大方得体让人耳目一新，惹得读者不时的前来光顾与“闹房”。

一进图书馆大门，“静以修身，学以育德”八个高古典雅、苍劲有力、气格独标、一派学人翰墨的大字，以幽深的涵养显现出厚重的文化底蕴，立刻将人从尘嚣和纷扰的市声中引入幽雅的静土。步上楼道，进入走廊，那极富创意的告示牌，古今中外名人有关读书、求知、养性、怡情和开启人心智的字画，既回荡着遥远的绝响，又有近距离温馨的提示。面对这“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引领和启迪人读书的箴言，让人开茅塞，明心智，知饥渴，流连忘返。

馆藏、服务才是芜湖县图书馆的真正要件。提到这，笔者似乎有些犯难，只因历来不喜欢用活性因素和弹性极大的数字穿行于字里行间，但可以无愧地告诉大家，后面列举的这些数据的水分和湿度是经得住推敲的。也只有这些数字才能验证图书馆的发展是爬行还是跨越，也只有这些数字才使原本陈旧折皱的画卷更见活色更见娇妍。正如馆内一位提供有关数据的同志所说，这些数字是从陈景润先生《歌德巴赫猜想》数式里求证和淘出的。书是图书馆的腑脏与血肉，馆内现有图书4.2万余册，其中外借室11249册，书库15290册，资料库4747册（其中古籍线装本611册、地方文献761册），报刊库6957册，少儿阅览室4628册。年订阅各类杂志164种，报纸45种。全馆藏书，文学类约占75.3%，其它类约占23.61%，古籍文献约占0.99%。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该馆有着自己的镇馆之宝——盖有末代皇后“婉容藏书”印的《二十四史》。这就有了与其他县馆不同的特质。

芜湖县图书馆之所以有今天，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得益于国家、省、市、县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注和扶持。县图书馆最坚实的基础，正在于图书专项经费被列入了财政年度预算。从1999年的1万元起步，逐年递增，直至2006年以后每年达到6万元。如果离开这些，当年那蛋小壳薄，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旧摊子，注定会在岁月的长河里风干和消逝。是专项经费的投入，让新馆库容增大，从根本上确保了图书资源不再贫血缺钙，竞争力不再弱不禁风。有了这样的前提，有了这样的家当，加之图书人的呵护与打理，这才做大做强让更多人分享的蛋糕。感恩公共财政的阳光将她哺育成长，使之成为一个体格健壮者，竞奔在图书事业前进的跑道上。难能可贵的是县图书馆并没有因为拥有这些家当，让其束之高阁，或用以抬高自己的门楼。而是用足用活这些“资源”，营造更好的读书环境，吸引更多的读者，才被读者认可。于是，自1994年以来为自己赢得了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三级图书馆”资质。

在形成这样的规模，产生了一定影响之后，馆内的领导和全馆工作人员觉得这仅仅拿到了及格分，离做大做强图书馆事业还有一定的距离。要想资质和规格上再上台阶，如何去把握这个大盘子才是重头戏。通过自我检点和量身，决定在如何吸引和满足读者需求上做文章。纵向上抓住这两个大环节，横向上借鉴市场经济中，适销对路，强调产品卖点的法则。更看重的是书源和人性化的服务这两张牌。提到书源，如今出版物之多，书商上门征订五花八门，最诱人的迷阵是书价相对便宜。倘若把不好关，稍一走神，不仅整天被缠，糖弹和贿赂自会接踵而至。知识产权和版权是图书人职业道德底线，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松的弦。该馆的进书渠道十分透明，书源来自南京大众书局，南京、芜湖新华书店，芜湖外文书社。从源头上确保了图书质量，闸死了盗版杂书，避免“商虫”对库藏的蛀蚀。现在，全馆持证读者4000多人，流通读者平均每天约300—400人次，他们都能在无公害的园地里呼吸新鲜空气，沐浴明亮阳光。

阅览室是图书馆阵地服务的主要窗口，是阅览者的精神家园。走进窗明几净满架书香的综合阅览室和少儿阅览室，便能得到极好的印证。你可以从这里走进知识的海洋，让各种知识充实你的生活，扩大你的视野，加码你的潜能；让世界许多新鲜、神秘、先进的东西定格在你面前，供你去探索和求证；让你的人生更精彩，生命更充沛！

每逢节假日、双休日和工余时间，这儿便是人们最好的去处。这里常走动各种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读者，最常见的是退离休老同志和少儿读者，他们在座席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面前常放着人物、传记、美容、医疗、保健、养生、食疗、烹饪、女性等杂志，花虫鱼鸟、根雕、盆景等刊物。小读者似乎比成年人的眼光和味口更挑剔。孩子们早已不满足《鸡毛信》，《三毛流浪记》里的故事，他们的阅读取向也与时俱进了。桌前放的手里捧的尽是《皮皮鲁》、《哈利·波特》、《地心游记》……精美的大餐给孩子们营造了“课后探宝”、“博览群书”、“释放自己”的美好空间，带来了美好的憧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受益到永远。就像当年笔者读《神笔马良》、《马兰花》一样，如今岁已花甲，故事仍在记忆库里没有质变。

图书进了馆，并不是立即与读者们见面，一本新书上架需要经历分类、著录、印卡片、打号、贴书卡袋、贴标签、登记、造册等繁琐的程序。这其中的甘苦，唯有图书人才心知肚明。但是，只要能留住老读者吸引新读者，再苦再累也不可让“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和理念冲淡。藏书多，读者多，才是硬指标。为了扩充馆藏量，提高图书的利用率，他们对破损刊物进行修补整合，这又是一项劳动强度密集的工作。“三更有梦书当枕”，这正是读者们对图书馆的最佳回馈，给图书馆人的莫大慰藉。

流通服务是馆内较忙的窗口。导读、导借、预约登记，为读者找书、换书，办证不收费，一人办证全家用，只要能扩大借阅量，再忙也乐意。为了服务基层，惠及百姓，多年来，县图书馆曾多次送书到文化站、小学、中学、家庭、社区、福利院、敬老院、看守所、消防队，并将服务延伸到社会特殊领域，特殊群体。2007年5月的帮残日，他们将世界名著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送给县工业园区橡塑一厂32名残疾人，让其分享与残疾搏斗的豪气与决心。

广泛参与和推动读书活动，将服务延伸到社会是图书馆又一亮点。凡是涉及到播撒知识，孕育智慧，激发创造，树立正确读书观的公益性活动，县图书馆总是走在最前头，行动最积极。为了帮助学生读者解除英语学习中的困惑，诚邀了中国著名英语教育家、“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免费举办“李阳疯狂英语讲学报告会”，让县实验学校3000多名同学获益多多。前不久举办的“芜湖县图书馆读者朱韵同学的长篇校园小说《成长之路》首发式，在社会上和校园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起到了推动读书活动的效果。如此鲜活事例，实在不胜枚举。

图书馆每前进一步都蕴含着所有职工的拼搏与奉献。然而，图书人并没有把这些当成名片与资本，而是将其作为鞭策自己勇往直前的动力。展望未来，他们意气风发，尽快建起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努力实现图书服务覆盖全县6个集镇，并延伸到行政村、自然村，为建设新农村，发展先进文化，开拓图书服务新局面。在任重道远的征途上，还要锁定一个宏大的目标，争取“十一五”期间，在县城美丽的东湖公园区，建造3000平方米以上具有现代化配套设施的图书馆大楼。

我们有理由坚信，在现有的基础上，在往后的日子里，芜湖县图书馆必将以更新的姿态，更新的理念，更优质的服务，成为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精神粮仓！

小村乐事

长  海

我家所在的村子住着10来户人家，小路交错，绿树成荫。青青的弋江水傍东绕过，流韵千年，先是有船工的号子托起云片似白帆，后来有轮机的轰鸣犁出扇状般雪浪，小村便日伴弋江而作、夜枕弋江而息。岁月也像这河水一样不停地流逝着，有时湍急有时平缓，有时浑浊有时清澈，小村的日子就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内容。年青时的记忆中，小村给我留下了许多乐事，因此，在被调进县城工作的20多年里，时常会想起那些有趣的场景。

70年代中期，小村人仍然在为生计操劳着，一年365天，披星戴月地干活，瓜菜代粮地度日，到头来还得欠下生产队的“超支款”。不过，贫穷自有贫穷的活法，人嘛，总不能只有吃喝拉撒睡，还要寻求点精神文化上的快餐。所以，苦中作乐，寻点快活，倒是免不掉的。那时候，物质生活穷困潦倒，文化生活就谈不上了。于是，农闲时节，每当晚饭之后，男人们会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聚集到老李家的场地上刮山经，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奇闻轶事，东扯西拉，时而争得脸红脖子粗，时而笑得呛出咳嗽来……一两个钟头过去，大家便带着些许快意慢慢离开，如同看了一场精彩的戏或者一部过瘾的大片，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偶尔有电影队下来放电影，小村更像逢年过节一样的热腾。队长会支派专人去捉只把牲口，捕几条鲜鱼，打两瓶散装烧酒，做上一顿“丰盛”的晚餐招待放映师傅。人们自然要尽早地料理完家务事，吃过晚饭，然后带上板凳快活地走进放映场地，寻个好位置坐下来。夜幕幽幽铺下来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已经把场地占得严严实实。最不安分的当数那些小家伙，追来撵去，打打闹闹，叫着，跳着，笑着，仿佛这儿就是他们释放好心情的游乐场。近2个小时的电影放完了，人们还迟迟不肯离开，好多人一再追问着师傅，下次什么时候来？当听到“不知道”的回话时，都禁不住长长地叹上一口气，感到无比的失望。

若有说书的艺人经过小村，人们便积极向队长通风报信。队长是个热闹人，也理解大家的心事，当然留下了艺人，晚上在老李家堂屋里摆个书场，——因为老李家堂屋比较宽敞，同时也随了大家平常聚集的习惯。说书艺人一般只会讲些古书，薛刚反唐呀，杨家将呀……这就有了不小的风险，在那个年代，这类书属于封资修，说了就会倒霉的。因此，说书的时候，得关紧前后门，声音尽量压低，还时不时派个人出去望望风。一天晚上，大家正听到兴头上，突然有人喊开门。队长听出是大队民兵干部的声音，赶忙叫那艺人去房间里躲躲，这才把门打开。民兵干部一进门便问在干什么，队长不慌不忙地说是开群众大会。民兵干部走后，大家直夸队长答得好。队长笑了笑，招呼艺人出来接着说，可好久不见艺人出来。有人就进房里去喊，那艺人还躲在床肚下直发抖哩。听书的确给人们增添了许多乐趣，即使干活的时候，大家总免不了精精有味地谈论着书中的故事。

到了80年代初，家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各显神通的机会来了，小村人既可以经营自己的田地，又可以利用青弋江的便利做水上文章。老李家早年就有人在单位里当采购员，家底厚，门路广，超先买了条小水泥船，做起运黄沙的生意，年把下来，积攒有余，就买了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小村头一回有了这玩意，简直让人见不思归。好在老李家一向同小村人合得来，每到晚间，天晴时就把电视机摆在场外，天阴时就把电视机摆在屋内，无论场外屋内都满是人。其时，电视台正当播放连续剧《霍元甲》，曲直的情节，感人的故事，精彩的武打，实在让人神魂颠倒。这种精神文化大宴，小村人祖辈以来未曾享用过。由此，家家都盼着能有一台电视机，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那才方便过瘾。

20多年里，我曾回过小村几次，都是早上去下午归，从来没有宿过夜。今年清明节，我因为办一件事，就在孩子他大舅家住了一晚。据孩子大舅说，这几年政策好，做田不缴税还给补贴，外出打工又挣钱多，家家日子都好过，瓦房盖了，彩电、放碟机买了，有线电视装了，自来水用上了，烧锅也是液化气，跟城里差不多。市里、县里还经常送戏、送电影来，不要我们出一分钱。村里还建了文化室，农家书屋，听讲要改成农村社区哩。

孩子大舅家买了两台彩电，房间里一台，堂屋里一台，都是26吋的。吃过晚饭，大舅把长条凳一路路摆起来，大舅母将充满开水的水瓶放上饭桌。我感到十分不解，做什么呢？大概是看出我的疑惑，大舅说，村里有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喜欢看“小倒戏”，你舅母也喜欢，就从荆山、殷港租来些碟子，晚上放放，让大家看个高兴。原来是这样，这老夫妻俩真能想得出来。天刚黑，果然来了许多人，这些人我全认识，他们都夸大舅、大舅母的好，为老年人办了件好事。在我看来，这不正是一处家庭文化活动室吗？只不过没有挂牌而已。根据大家要求，当晚放的连续剧叫《六月雪》。大舅服务得认真，老人们看得很投入。他们见到趣处大笑，见到难处落泪，见到善人夸赞，见到恶人斥骂……这无疑是文化的感染力吧。

“十年河东转河西”。改革开放实实在在让小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如今，农民的物质生活富裕了，文化生活也有了大大的改善。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普遍实施，我想，小村的乐事一定会越来越丰富多彩！

注：①小倒戏，即庐剧，安徽地方戏剧种之一；②《六月雪》，庐剧剧目，又名《窦娥怨》。

网络情结

赵  平

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情感基础是自爱，而自爱又是感受被爱、积极施爱的心理前提。人至天命之年，深知生命短暂，要使自己活得充实，必须融入现代文明，崇尚时尚文化，做到生活到老，学习到老。活到老学到老不仅可以陶冶情操，丰富自我，而且更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不至于被迅猛发展的潮流所抛弃。

俗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上世纪90年代后期，女儿升学未果，选择自谋职业，利用家庭临街的一席之地办起了一爿电脑打字复印室。自此，我一有空就一边帮女儿打理生意，一边也跟着“玩”起了电脑。慢慢地也就学会了电脑打字和一些常规操作，爱好写作的兴趣也跟着更加浓厚起来，并在网上建立了个人的博客，还写下了这样的感言：“不曾想初次相遇,就一见钟情,让我怎么也忘不了她。于是，躺在她的怀里,默默地谈吐我的心声，毫无顾忌地释放我的心情，展示我的一切，在这自由的空间里不断挖掘自我、开发自我，发现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潜力、自己的优势，从而扬长避短，经营自我，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充分地施展。”现在，我逐渐成了县内县外、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文化人”，除了妻子之外，电脑已成为我生活中形影不离的第二个知心“伴侣”，使我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充满无限乐趣。

网络世界发展迅猛，美妙盎然。一上网，你就像在无边的海洋上驰骋，处处清风扑面，美景尽收。这情景有时会眼花缭乱，有时也会心生感慨，随时可以悠闲的姿态进入，把奇妙的思绪化成精彩的文字留下。偌大的世界、浩瀚的信息、动人的歌曲、悦目的影视等等一应俱全，全都浓缩在屏幕上跃入你的视野，并跟随自己的遐想不时跳跃出新的天地。

付出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从当初对网络的朦胧到现在的应用自如，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因为通过网络的桥梁作用使我在报刊上经常发表了一些作品。运用网络发稿不仅缩短了过去邮政信函传递的周期，而且还给用稿单位的编辑编稿带来了便捷，同时，也降低了发稿成本。所以，现在像我这样爱好写作，经常驻足网络世界的“文化人”已层出不穷。

“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网络世界又是了解世界的窗口，足不出户便能看尽大千世界的千奇百怪，让兴趣各异的网友自由地闹腾，在放松身心中增长知识，各显无限风光。然而，走进网络世界的人究竟是苦是甜，是利是弊，也是因人而异。

诚然，21世纪是个信息时代，互联网必定有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走进网络世界是一种互相交流，相互学习的最佳方式。通过网络，让素昧平生的人可以成为交心的朋友，这不能不说是互联网带给整个社会的变化。现实社会瞬息万变，网络世界异常精彩，充满着神奇的诱惑，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来说，比现实中的世界更让人陶醉。在虚拟的世界里，不管现实生活中遇到怎样的烦心事，大可通过尽情地倾吐来引发共鸣，抒发真情实感，把自己想成网络的一部分，对生活也就有了寄托，对人生也就有了期盼。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就看走进网络世界里的人怎样来扬长避短，把握住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空间。让我们在温馨、虚拟的网络世界这个广阔天地里，学会应对，学会利用有效的网络资源，充实和装点自己的生活，辛勤耕耘，尽心管理，一路种下美丽和温馨，让美丽和温馨与你同行。

文化之潮

  
     朱幸福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当《春天的故事》掀起的改革浪潮在南方汹涌澎湃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在全国形成高潮。于是，这些思想解放的热血男女纷纷像候鸟一样，从全国各地向南飞翔，深圳、珠海、海口等东南沿海地区一时成为年轻人下海淘金、实现梦想的热土，“下海”、“经商”等这些昔日许多人都不愿意提起的词汇一时成为我们听到最多、使用最广的词语之一。改革开放创造出的“深圳速度”使得全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迅速崛起，农业稳中有升，市场空前繁荣……经济的腾飞带来了社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门打开了，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也蜂拥而入，冲击着我们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中，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因为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有幸亲身经历了这场伟大的变革，深切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阵痛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试图通过一些小事窥其一斑。

文学创作空前繁荣

改革开放兴起时，我刚进初中读书，也有一些肤浅的感受和记忆。特别是中学毕业进入师范学校读书时，感受尤其深刻。

记得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书，但那时家里穷，连一本小人书也买不起；学校除了几本课本外，再没有任何课外书籍可看。更多的时间是开“批林批孔”会议，或者参加义务劳动。因此，我们的作文、周记等除了抄报纸以外，就只剩下几句空洞的口号了。小学毕业那年，来了位刚平反的“右派”老师教语文，虽然我们开始时很看不起他，有的同学还和他顶撞，但几个星期后，大家都不得不佩服起他来。他讲课精彩，知识渊博，许多东西是我们感兴趣却从未听说过的。体育课时如果是下雨，或者自习课时，他就给我们讲故事，《铁道游击队》、《地道战》、《打击侵略者》等就是我们最早听说的故事。让我们对他产生崇拜之情的是他教完方志敏的《清贫》一文后，和我们一道当堂写了篇读后感《<清贫>赞》，我们绞尽脑汁也没写出300个字，但他的这篇下水作文（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下水作文）不久就在《安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二年又 被选入《初中毕业总复习》一书，作为读后感的范文。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也点燃了我们的读书热情和写作激情。有事没事，我们都会找几本书看看；有时间没时间，都要写点日记、周记类的短文。奇怪的是，打那以后，觉得社会上可看的书渐渐多起来，除小人书外，名著、期刊也多起来。初一时，我读过一本无头无尾的书，写许多英雄好汉相聚一处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事，觉得很过瘾，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再就是初中毕业前，为了学好语法，就向同村一位高中毕业回乡的青年借他的那本《现代汉语》（安徽师范大学张涤华主编），觉得不错，就想买下来，但他死活不愿意。我就每天放学后去找他，连续磨了两个星期，最终感动了他，以原价转让给我。班上有位女同学喜欢看长篇小说，她家境好，父母给她买了许多书，她连上课都偷着看。一到放假，我就找她借，到上中师前，像《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像《红日》、《昨天的战争》等现当代名著，像《安娜·卡列丽娜》、《复活》等外国名著，我都曾匆匆地浏览过。上师范后，学习的压力小了，我就开始看课外书，那时，学校的藏书也对外开放了，许多所谓的“禁书”也都摆上了书架，对外出售或借阅，星期天则步行20多里到市图书馆看新的报纸期刊。四叔买的那套蔡东藩编纂的“演义”系列，从《封神演义》到《清史演义》、《民国演义》等，几十本书，我都陆续浏览了一遍，对中国的历史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像《说岳全传》、《老残游记》及古代四大名著等也都节衣缩食各买了一套珍藏起来。

因为上中专后又上了两年大学，有机会在芜湖生活了6年，所以接触报刊书籍的机会也多起来。像《人民文学》、《收获》、《小说月报》、《文学报》及许多文学杂志及报纸副刊都是爱读的。大概从1979年起，每年在全国获奖的中、短篇小说我都是必读的，《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也是每期都买，日记、小作文、文学习作等也完成了从写作到投稿的过渡，并且在《安徽日报》、《百花园》、《中国校园文学》等报刊上发表。因为知道农村的书刊比较少（除了名著外，当下畅销流行的书刊并不多），所以我的工资除了生活费外，绝大部分都用来买了书刊，再就是稿纸、信封和邮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的发展也渐渐赶上了时代的步伐，道路向乡村延伸，交通四通八达，居住农村和城镇已没有太多的区别。学生的书包里早被各种课本和辅导资料塞满了，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里图书丰富、报刊齐全，根本无法读完，以至于人们都大声疾呼要“给孩子减负、给学校减负”了！就连我的书橱虽然增加了好几个，但仍然塞不下，不得不在两次搬家时舍弃了大半。新的书刊每年都在成倍增长着，比起改革开放前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书刊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许多书刊也只能匆匆地浏览个大概了。

书刊看多了，就有了舞文弄墨的冲动。因为文学很神圣啊！在90年代前后，如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文章，或是能获个省市级的文学奖、出本个人专集之类，就是农民、待业青年也能被转为国家干部（或事业单位人员）而倍受尊敬，升官也比别人容易。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就有好多是这样的人。我始终认为自己能离开农村进城工作，也与写作密不可分，算是沾了点文学的“光”吧！这几年，文学不像以前那样神圣了，文化部门也被看作“弱势部门”，其社会地位大有江河日下之势，比其他行业几乎没有任何优势。文学回到360行，成为1/360，我却觉得也是很自然的事，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文化市场繁荣了，书刊也是浩如烟海，当然也免不了良莠不齐，真正的好书却渐渐少了。比如我，在1997年出版小小说散文集《太阳雨》后，至今已连续出版了7本书，虽然文章的质量一本比一本高，但影响却似乎一本比一本小，特别最近出的书，除了圈子内的人偶尔提及外，更多的人却说只看过我的第一本书。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了。一是现在出书容易，成本低，自费出书许多人也能出得起；二是现在出书的人多了，老百姓、官员、社会名人等什么人都出，就连工作报告也能汇集成册出版发行，大不了搞个“签名售书”呗；三是许多书为了市场销售，一味地迎合读者，或人为炒作，结果昙花一现。然而，时间总是最公正的，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是真正金子：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则永远地留存在当代文学史中，时常被读者提起。更多的书刊（包括我的文集）都无法摆脱像“白云大小姐”《月子》一样的命运。

文学的路是艰难的，漫长的，耐得住寂寞的作者们依然笔耕不辍，就是我也从来没有过放弃读书和创作的想法。也许正是因为许多像我一样的人，不气馁，不放弃，不抛弃，才使得文学作品的数量每年都在不断上升着（其中也不乏质量上乘之作），它不但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我们的电影电视、戏剧舞台等增加了鲜活的内容。文学创作的百花园也变得姹紫嫣红，香飘五洲。

艺术舞台精彩纷呈

我对艺术一直敬而远之。不是不喜欢，而是觉得像弹钢琴、唱咏叹调等是“封资修”的东西，即使改革开放后国内比较常见，也觉得那是高雅人的阳春白雪，离我们这些下篱巴人很遥远，潜意识中总是有些排斥。而说大鼓书、唱老戏、闹花灯、根雕、彩绘等民间文艺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有次，村里来了一位说大鼓书的艺人，被村民们偷偷留了下来。晚上，社员们都聚在地处偏僻的老张家，点着煤油灯，听那人一边敲鼓、打快板，一边说书、演唱。那人声音沙哑着，往往说到精彩处就嘎然而止，停下来喝口水，抽根烟，老张就拿着锣朝听书的人收钱，一分、两分的硬币币投进去发出清脆的响声，也有大方的放上一毛、二毛的，没钱的人往往早借故溜出去方便一下。当然，我们小孩子是可以白听的。那天说的是瓦岗寨，正说到精彩处，忽然停了：原来是大队书记来了，说有人举报这儿在搞“封资修”，大队书记在查看了说书艺人的介绍信后，还是将他的鼓没收了。于是，我们大家都懊悔地回家了，心里直骂那个举报的人多事，恨不能将他找出来揍一顿。后来，听收音机里刘兰芳说《岳飞传》，那情节扣人心弦，那演绎惟妙惟肖，一到说书时间大家都早早地等候在收音机旁，可以说简直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再后来，相声、小品火爆起来，那表演、那说学逗唱常令人捧腹，也令人深思，这些都是当年的那位民间说书艺人无法可比的，但不知怎的，我还会时常想起他来，是他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欢乐，是他让我知道了程咬金的故事……

看戏是农村最热闹的季节，多半在年节和农闲时候，也是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大人们为了能高高兴兴地看戏，往往给点零花钱打发走我们，而我们本来就对看戏没兴趣，也乐得在那热闹的地方疯玩，累了可以买我们喜欢吃的甘蔗、糖果等零食。虽然现在看戏的机会少了，但偶尔在农村搭台唱戏，或是送文化下乡演出时，来看的男男女女，尤其是老头、老太等还是热情高涨的。

看电影则是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事了，像《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枪声》、《奇袭白虎团》之类的黑白战争片，我们往往连着看了好几场，每场都要跑十几里、几十里的夜路，看完了就模仿电影里的样子玩打仗的游戏。有次学校外面放电影《大闹天空》，是彩色的，我们硬是在那儿等着，晚饭没吃，直等看完了电影才回家。那年春节，彩色电影《红楼梦》在县城首映，刚刚分田到户吃饱肚子的农民们纷纷结队前往县城看电影。由于来去人多，公共汽车又少，许多人都挤不上车，大家并不泄气，少数几个有自行车的人就骑车去，没车的人就三五成群地结伴步行。到城里一看，电影院门前更是人山人海，白天的电影票是一张也买不到了，大家就拼命地在售票处窗口外挤，买深夜放映的电影票，然后就在大街上闲逛，看热闹。我们几个跟着大人跑来的小伙伴则在当晚最后一场开映后20分钟，被好心的电影院阿姨悄悄地放了进去，靠在后面的墙壁上看。看完电影后已是凌晨时分，无处住宿，也无钱住招待所，我们又甩开大腿向30公里外的家步行。由于没有手电筒，也没有路灯，我们只能借着微弱的星光摸索着前进，回到家时，天已大亮。这种状况很快便得到了改善，原因是城里的电影院多了，农村人群密集区也盖起了简陋的电影院，上午放港台录像，下午唱古装戏，晚上则放电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基本上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因为农村影院、剧团等条件差些，所以每次进城办事，我们总是要挤点时间，找个条件好的电影院，认认真真地看一场电影过过瘾。

电视的出现是一场革命，也是一次大的飞跃。现在早已超过户均一台的水平了。电影、电视连续剧、戏剧、歌舞等节目每天都有，种类多，品种全，任何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看的节目。人们再也不需要外出看电影、电视、戏剧了，只是偶尔远近闻名的剧团和演员来了，或美国大片来了，人们才会涌进城市影院先睹为快，但早已没有当年一票难求的盛况了！乡村舞台、剧院纷纷被改作它用，有的连半点痕迹也没有了；有线广播、收音机等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群众舞厅、桑那浴室等也蔓延到了乡镇。进入新世纪后，电脑发了疯似地普及起来，中小学有专门的微机教室和授课老师，家家户户拥有电脑的比例也达到了30%以上（这一比例在城镇则要达到70%以上）；网吧、茶楼、咖啡店等也在你想象不到地方悄然现身，MP3、MP4、各种磁带和光碟等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最新的流行音乐和影视，网络电影电视更让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影视；电视、网络的现场直播让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了北京奥运会的精彩竞技和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看到了神舟载人飞船一次又一次在宇宙的英姿，共同见证了中国人迈向太空的第一步……当然，如果我们高兴，还可以用手机给自己来段TV，并且马上可以播出。美丽的农民小区和乡村别墅，通达的道路和便捷的交通，让城市和农村几乎联成一体。将来，有没有湛蓝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才是城市和乡村最显著的区别。

仅2007年，全国就生产故事影片402部（1979年仅65部），电视剧529部14670集（1979年仅20部集），增长速度惊人。现在每年有多少电视新闻、专题报道、文艺节目等，用“浩如烟海”来形容我以为并不为过。你看，全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一个电视台，至少有一个频道，每个地市级、省部（含直辖市、自治区）级每个台平均不会少于5个频道吧？再加上央视和各专业电视台等，每天大陆就有有线、无线和卫星电视频道3千多个播出，观众更是数以亿计，还有各类的演唱会、赛歌会、音乐会等，加上激情广场、星光大道等群众自娱自乐的文艺舞台，可谓数不胜数，演出表演精彩纷呈，每天都会给我们送上一道道精美的文化大餐。《射雕英雄传》、《士兵突击》、《刘老根》、《金婚》等许多作品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赵本山、黄宏、李谷一、刘欢、戴玉强及众多的超男超女们也借助电视的宣传或一举成名、家喻户晓，或永葆青春、长盛不衰；根雕、剪纸、蛋彩画等传统艺术再度兴起，民歌、龙灯、庙会等传统民俗在中断了几十年后被重新拯救；虽然电脑可以绘画、写出的字更加规范漂亮，但依然挡不住人们对中国书法、绘画的热情，爱好者众多；葫芦丝、二胡、琵琶、古筝、埙等传统乐器与电子琴、钢琴、吉它、架子鼓等西洋乐器同台竞技，把个神州大地闹得格外欢乐祥和……

艺术让我们的生活流光溢彩，让我们的人生绚烂多姿！

信息通信方便快捷

这些年，信息通信的发展是我感受最深的。从邮递员送信到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电视现场直播等，一个比一个方便，一个比一个快捷。

记得小时候，我们获得信息多半依赖于有线广播，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谁要是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那也是很令人羡慕的事。可以掌握最准确的“北京时间”，校对我们钟表的走时是否准确；可以获得国内外的最新消息，比如越军恩将仇报，时常骚扰我边境人民，我人民解放军奋起还击等；可以听港台的流行歌曲，如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等；还能欣赏到优美的配乐诗歌、散文朗诵，《四月的纪念》、《风流歌》等我就是根据录音记录下文字的，并在全校传抄；夜深人静时，戴上耳机，独自欣赏着精彩的广播书场和广播剧……记得在师范读书时，四叔家买了一台带录音的收音机，原来的一部小半导体收音机听得少了，我便硬着头皮找四叔要了来。为了节省电池，我将手电筒用过的大号电池成倍地连接起来，用木盒装了，用电线外接进去，用尽最后一丝电力……2000年，我参加《故事会》的创作培训班时，发了台带天线、能收各种波段的收音机，我才忽然想起那台半导体收音机，却怎么找也不见了踪影，大概是搬家时失落了。

村里有几户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了，在村内外成了新闻。假期回家，我便也和弟妹们一道过去看。夏天屋里热，主人就将电视机放在大门口，全村男女老少几十个人坐在操场上边纳凉边看电视，或屏声静气，或开怀大笑，另有一番趣味。特别是看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演到凌晨，而农村风俗是家家户户在除夕夜24点前要关财门，在外面的人必须回家，在别人家的人也不准开大门了。因此，每年看完晚会都要挨父母的几句数落，每次离开邻居家时都要从后门回家，这种状况直到我结婚时才结束。我买了台黑白电视机，每年早早地吃过年夜饭，便拖儿带女，叫上几个妹妹一道到我学校的家中看晚会。学校的同事们都陆续换上了大彩电，母亲来了也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便力劝我也买一台彩电，将黑白电视给他们带回老家看。女儿大了，也吵着要买彩电，我就挤出点工资来买了台彩电。女儿高兴了，母亲也高兴了，都不用再到别人家去看电视了。2002年，我搬家到县城前，先帮助母亲盖好了三间明亮的瓦房，将一房半新的家具丢给了他们，还给他们买了一台新彩电和VCD机，树起了高高的天线，买了许多戏剧光碟，母亲也能和村里许多人一样能看新闻、听戏剧了。

再就是报刊。与城里相比，乡下的报刊永远是滞后的，这一点我感受尤其深。日报变周报、周报变月报那是常有的事，等我们看报上的新闻时在城里早成了旧闻。我订阅过报刊，也送过报纸；经常往外寄信，也每天盼着来信。对于投递的迟缓是苦乐皆知。农村地广人稀，道路远且很坎坷，遇到雨雪天就更难了。邮递员为了投一份报纸往往要走十几里路，所以大家也能理解，多半只要不缺斤少两也就算了。我那时放弃写新闻而专搞文学创作主要也是这个原因。写新闻要外出采访，写成后要征求当事人意见，还要送领导审阅，盖上公章，才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往外寄，一篇三五百字的小稿要来回折腾好几次，跑几十里路，等“三天打鱼四两天晒网”的邮递员来带走，往往到编辑手里早已不新鲜了。如果亲自送到报社当然会快些，路远花钱不说，平时上课也根本没那个时间，即使登出来，与花费相比也可能是入不敷出，最终还是慢慢放弃了，一心搞文学创作。毕竟文学创作是个体化劳动，文学作品的时效性弱些，样报样刊、稿费等来迟几天也无大碍，可以等星期天或出差的机会一次性办理。因为进城的机会不多，所以每次进城都要到书店看看，在报刊亭翻翻，买些书刊杂志回去阅读，再弄点信封、邮票储存着，顺便将自己创作的小说散文按上面的地址投给相应的报刊，陆续也发表了一些，出版了小说散文集《太阳雨》、《水乡流韵》。2001年，我正式“换笔”——用电脑写作了，偶尔也浏览一下网上新闻。2002年，我调到县里的新闻单位工作，开始编新闻和副刊，采访成了我的本职工作，有的是时间，投稿也有了传真机，即使仍然邮寄也因在县城而方便快捷了许多。给有条件的编辑则用电子邮件投稿，又快又方便，邮票和信封从此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有一次，《安徽日报》编辑约我写一篇新闻，我加班到夜里9时才完成，鼠标一点就发了过去。第二天，在网络上一查《安徽日报》电子版，文章已赫然地刊登在头版，让我自己也好生惊奇和感叹。都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此我一直感受不深，通过电脑和网络的应用，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进城6年，我写了两本报告文学约30万字，小说散文集3本约60万字，还有大量的消息通讯等新闻作品。这些文字是过去手写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特别是文章的修改和誊写，恐怕是每一个当初搞写作的人最头疼的事，往往要花去大量的时间，如果一投不中，杂志社又不退稿，还得重新抄一遍，以至于我一度把“字写得好、能帮我誊写稿件”作为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现在，电脑消除了我们的烦恼，修修补补，剪剪贴贴，再重新编辑一下，打印出来干干净净，工工整整，编辑看了也清爽。若是用电子邮件发过去，对方采用时直接下载，也省了重新打字校对的重复劳动，出错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以至于现在许多时尚畅销的报刊杂志打出了只接受电子邮件投稿的启事。党政机关、系统内部也纷纷推出电子政务，不再搞纸质文件的旅行，一切都在网上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电脑和网络使资源的节约和共享成为现实。

通讯的发展与时俱进着，尤其以改革开放后发展更为迅速。从古代的专人送信、鸿雁传书，到今天的电报电话，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信号不稳、通讯不畅，在一些乡镇的党政机关、部队连排是常见的事实，寻常百姓传递信息基本上全靠邮政局来完成。一般外省城市间通信没有4天是收不到的，要是住在偏僻的乡村，一封信投递了个把月也是常有的事。关于投递大学、中专录取通知书等不及时而引起的矛盾纠纷时常见诸于报端，有的人一生都因此而被耽误了，到现在还有人在打官司。但现在好了，电话很快通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BP机也人们的裤腰带上风流过几天，很快就被功能强大、性能优越的手机替代了。据报道，中国人均手机占有量是全世界最高的，几乎是想要的人都有了。于是，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打工，但对家里老人身体的健康状况，孩子的学习成绩进退，村里做了哪些实事等，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以前需要当面交谈的，现在不用再受奔波之苦；以前需要书信联系的，一个信息就能说清楚。特别是电脑的普及、英特网的开通，使大家的联系更加方便，电子邮寄、QQ聊天、视屏对话等，让大家都有面对面谈心的感受。网络几乎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儿有我们感兴趣的新闻时讯，有我们需要的背景资料，有我们传递各种信息的渠道，有供我们娱乐休闲的各种游戏，有我们发表意见的灌水乐园，有我们抒发情感、展示自己才华的写作空间……想看的报刊，想查的资料，想用的软件，想玩的游戏等，只要一搜索就全都有了。过去那种“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理想，今天完全变成了现实。

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提高了我们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无论想做什么，需要什么，电脑、互联网都能给你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优质的服务。

如果说当年学政治课时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似懂非懂的话，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深切的体会。经济发展了，市场繁荣了，城乡变美了，道路通畅了，车辆变多了，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也增多了。昔日那种劳动凭苦力、天黑就上床的生产生活方式被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灯红酒绿、音乐飞扬、流光溢彩的夜生活，在许多地方，城市夜晚的灯火霓虹闪烁到什么时候，已成为衡量城市繁荣程度的代名词，许多大城市简直成了不夜城。

在经济大潮的冲刷、洗礼中，文化几乎无所不能地渗透到工业、农业、商业、体育、旅游、教育、卫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得更加广博深厚起来，并形成了更加汹涌澎湃的文化产业大潮，义无反顾地冲向理想的彼岸！

记忆中的三个年

朱幸福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飞速发展，市场异常繁荣，人也变得更加忙碌了，像端午、中秋等乡情浓郁的传统节日也渐渐变得淡远起来，但无论你有钱无钱，无论你离家多远，回家过年都是我们许多人所期盼的。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了自己所过的3个特别的年……

1元钱过了个快乐年

那是1978年，我13岁。那年，父亲的肺病又犯了，不得不从农机厂回家修养，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都换钱给父亲抓了药。年终，生产队结算时只倒找了1元钱。眼看年关将近，家人的新衣服可以不做，饭菜也不成问题，但要过年了，家里的亲戚总要走动走动吧？至少也要请他们吃餐饭喝杯酒吧！父亲成天长吁短叹，一筹莫展，只有我们几个不谙世事的兄妹，还成天打打闹闹的。母亲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果然，到了大年三十，村子里家家户户响起了吃年饭的爆竹声，母亲也忙了一桌子菜：她用0.81元打了1斤老吊烧，用0.09元买了一盒丰收香烟，剩下的0.1元买了10粒黑硬的水果糖，总共只花了1元钱。但毕竟是过年，桌上还是有鱼有肉的，生产队杀了几头猪，起了鱼分的；米圆子是母亲炸的，豆腐是家里加工的，母亲还杀了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再加上自留地上的蔬菜之类，自然远比平日丰盛了许多。一家人端着“风干酒”（老吊烧和自酿的米酒搀和而成），也喝得浑身热乎乎的。至于爆竹嘛，似乎没买。母亲后来解释说：“前后左右都是人家，别人开门，我也开门，那爆竹不也是给我家放的？”虽然借了别人家的喜气，但那却是我过得最贫穷而又最快乐的一个年。

6000元过了个烦心年

那是1991年春节。我已参加工作多年，手头也宽裕了许多，家里因为分田到户，父母种西瓜、生姜等经济作物，也富裕了许多。过年时，上班的姐姐给家里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弟弟则搬回来一台大彩电，吃喝的钱则由我主动赞助了，这让父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粮满仓，油满壶，父母亲还将一头500多斤重的大肥猪杀了过年。年前，该买的年货都买了，别人家有的东西也都有了，仿佛是为了弥补当年未放爆竹的缺撼似的，父亲一下子买回了1000多元的爆竹，当电视里传出零点钟声的时候，父亲便打开财门放起了爆竹，而后每隔半个小时放一次，爆竹断断续续地直放到了天亮。母亲不无自豪地说：“今年终于没有沾别人的光了！”

若在往年，有亲戚朋友请客，母亲是断不让我们去的，因为家里没有回请的能力。但这一年，母亲总是鼓励我们频繁地外出赴宴，仿佛在外面吃的越多越好似的，而且还鼓动我们请别的亲戚朋友来家吃饭，招待的特别热情，酒菜也特别丰盛。因为家里准备的菜太多，我们又常在外面吃饭，剩下的菜母亲舍不得倒掉，拼命自己消化。结果，消化不良，双双住进了医院，光医药费就花了近1000元。如果加上过年花去的5000多元，这个年至少花去了6000多元。我也因天天在外面吃饭，酒喝得太多，体重瘦了10多斤。母亲和我都不无感慨地说：“来年不能再这样海吃胡喝了！”

不花钱过了个安稳年

因为工作关系，后来我到了县城，不管是我请客还是别人请我，至少十天半月总能进回饭店，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因此，每到过年，总是想方设法地躲避酒宴。年前，我一再和母亲说不回家过年，叫她不要作任何准备，但我却在除夕夜的傍晚悄悄地回了家。我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想被熟人看到，免得到时候你请我邀，像那次一样不得安宁。我还再三嘱咐母亲，若有人问起，也不要说我正在家过年。城里的朋友打电话，我就说在老家；老家的朋友打电话，我就说在城里。反正现在都用手机，他们又没有手机定位器，自然也不知道我真正在哪里？因为一直说我们不回家过年，母亲自然也没有准备多少年货，好在家里菜地上有的是蔬菜，加上腌的咸鱼腊肉和自家做的豆腐等，每餐都要吃还好几碗大米饭。看着我们一家老小吃得那么香甜，母亲总有些过意不去，毕竟她没有花钱为我们准备好充足的年货啊。而我却总是安慰她道：“就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哪天不像过年似的？”母亲笑了，那么灿烂，那么幸福！

是啊，就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像天天过年啊！

年俗的变迁

  朱幸福

年是中国人传统而盛大的节日，也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更是家人团圆、朋友相聚的大好良机和市场消费的黄金时期。自古以来，无论你是朝廷官员还是黎民百姓，也无论你是有钱的富翁还是无钱的乞丐，更不管你离家有多远，回家过年都是大家最期盼的事，以至于国家都把年定为法定假日了。虽然年年人皆过，但岁岁年不同，俗也不同。比如我们芜湖乡下，不但古今年俗不同，就是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1、打年货

在中国，过年最大的特征就是“吃穿”。年前忙着处理完农活，打好年货，为过年时“吃穿”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不，还没进腊月，乡亲们就在为“吃”而忙碌了。最常见的是做炒米糖等。将糯米和粳米按一定的比例搀合起来，煮熟，搓成米粒，在房前屋后晾晒干，再炒成炒米；用麦芽、糯米熬出一锅又浓又粘又甜的糖稀，把它们搀合起来，做成又甜又香又脆的炒米糖、花生糖、芝麻酥等。遇有做喜事的人家，也有捏成欢团，以示圆满。以前，吃的零食少，这些便是孩子们盼望的最好美味，开春青黄不接时，也可以哄哄肚皮。只是现在吃的领食太多，炒米糖等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偶尔在小镇老街上的炒货店里还能买到现成的，村民们虽省了许多麻烦和劳累，但也少了许多过年的乐趣。

年糕至今仍是最受人们欢迎的食物之一。除了有“年年登高”的吉利之外，还可以作早餐、点心。以前是将米泡好，用石磨磨成米浆，蒸熟，做成薄薄的圆饼，现在有了专门制年糕的机器。这些遍布村头巷尾的年糕作坊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机声隆隆，蒸汽弥漫，出来的带状年糕被晾在外面，打年糕的主人便用菜刀将长龙似的年糕切成薄片。一担担浸泡透了的大米被车装船载送来，加工成的年糕又被车船带回农家。有时生意一直要兴隆到除夕临近。

杀年猪是农家的大事。选了吉日，请来屠夫，找来几个壮汉为屠夫打下手。另外，主人还早早邀约许多亲朋好友到自家等着吃年猪肉。家里的几口大锅都煮着开水，主妇和客人都在忙着洗摘蔬菜。递刀、卸头上贡、验膘、过磅，这些杀猪的仪式是一个都不能少的，而且都希望能一刀将猪杀死，补刀会被认为不吉利。“卸头上贡”则是一种祭祀活动，就是将猪头和鲜果一起供奉在石碾子上祈祷五谷丰登。肉大多被主家留下了，剩余的则早让邻居、亲戚买走。这时，饭好了，主客坐定，推杯换盏地饮酒吃肉，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喝过以米、豆等谷物和枣、栗、莲子、干果煮成的腊八粥后，农家古老的石磨就不停地转动起来，心灵手巧的女人们磨着豆浆，做成嫩嫩的豆腐和茶干，或制成臭、香两种豆腐乳，虽不及城里卖的精制好看，但味却地道；香嫩可口的香菜端上了桌子，农人们的早餐、喝茶便有了美味相佐；大诗人陆游礼赞的“农家腊酒”也用脱壳的糯米和酒曲酿出，醇香飘溢，使许多农家来客流连忘返；腊肉、大鱼及自灌的香肠早腌透了，油汪汪地晾在屋墙外享受着温和的阳光；农家的烟囱成天地冒着烟，油锅翻腾，炸着肉圆子、米圆子、荠菜圆子；蒸气缭绕，飘出熏鱼、八宝菜、炖老母鸡、炖蹄膀、羊糕等芳香。乡里人一趟一趟地进城，搬回成箱的烟酒糖果，还有木耳、海蛰、苔干等，给家里人添置新衣新鞋新帽，更换家用电器，十分慷慨地把一年来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毫不犹豫地花出去。当然，给孩子们的压岁钱是无论如何也留足了的。男人们已将家中的灰尘掸净，油漆门窗，涂料抹墙；女人们则忙着拆洗被褥、衣服、鞋帽。全家人都理发、洗澡，穿上新衣、新鞋等以示辞旧迎新。性急的孩子们早将买来的年画贴满墙壁，中小学生的奖状被父亲骄傲的贴在了正墙的中央……忙着忙着，大年三十就到了。等在外的亲人风尘仆仆地跨进了家门，通红的门联贴上了，房前屋后的桃李柿桔也裹着红纸条，猪栏牛圈的门外也显出了大红的喜气。虔诚的庄稼汉们点燃了一迭一迭纸钱，在纷飞的灰烬中缅想着祖先，那一刻庄严而肃穆。

酒席齐备，亲人已聚，孩子们兴奋地点燃爆竹：“开年饭了！”

2、过新年

虽然农历正月初一日才是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但真正过新年从吃年夜饭就开始了。

农村人不屑于到饭店吃年饭，说那没有意思。所以，每到大年三十的下午，几乎所有在外的亲人都赶了回来，忙碌了一个腊月的年货也都在那桌丰盛的年夜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门上都贴了崭新的春联，墙上挂了喜庆的年画，房前屋后张灯结彩，男女老幼一身新装，这是年夜饭开始前必不可少的前奏。年夜饭的第一道菜是看鱼，象征着年年有鱼（余），看鱼多用鲫鱼和鳙鱼，烧成半熟，从除夕夜一直放到正月十五，而且只要家里来客，每次都要将其作为第一道菜端出来给客人看看，只能看而不能吃故名“看鱼”；接着便是鸡、鸭、鱼、肉等几道大菜，再是各种炒菜、腌菜、冷盘等，八大盆、十大碟的，菜不能为单数，最后一道菜必为肉圆子或米圆子，一表圆席，二表全家团圆。年饭菜肴品种质量高低，视其家境而定，但油炸圆子、碗头鱼是必备的传统菜。菜上完后，鸣爆竹，全家老小入席，举杯互祝。不管是谁，在年夜饭时都可以放量大吃的，而且都要喝点酒的，白酒、红酒、黄酒、米酒均可，实在不能沾酒的也要喝点饮料。总之，年夜饭要吃的时间长一点，菜吃饱了，酒喝多了，还要再吃点饭。饭后要把锅粑铲起来用红绳系着保存，谓之饭根。当然，席间，长辈们已将用红纸包着的压岁钱分送给晚辈。

除夕之夜家家灯火通明，谓之满堂红。孩子们则燃放着焰火、爆竹，尽兴游戏，有时也和长辈们开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长辈们是不能责备的。大人们则全家围坐品茶吃糕点，或话新叙旧，或串门、打牌、打麻将，更多的人则以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为主。守岁最迟在午夜12点前要放爆竹关大门，谓之“守财门”；多数人家待午夜12点钟声一过，便抢先“开财门”，鸣放爆竹、焰火，爆竹之声此起彼伏，通宵达旦。

大年初一，折腾了一夜的人们也累了，都起得很迟，早餐一般吃五香蛋、鸡汤挂面，意谓长命百岁，圆圆满满。接着，村邻们便互相串拜，叙长幼之别，说一些添福添寿和恭喜发财等祝福语，主人则热情地给来客沏茶、递烟，用糖果、糕点、五香蛋等招待。遥居异地的亲友，多以打电话、发短信或电子邮件等相互问候。

初二，开始走亲访友，外甥儿给舅舅拜年，晚辈向尊长拜年。新女婿回门则是过年最重要的习俗之一。由娘家专程派人接来年前新婚的女儿、女婿，当日，在娘家办开席酒，召集并宴请新女婿所要拜见的本家及亲戚。新女婿坐一席，女儿坐二席，并置双杯双筷，以示成双成对。次日，由内兄弟陪同，按日程逐户拜年，赠送礼品，众亲戚按日程办回门酒。逐一拜完年后，再由娘家置办酒席答谢诸亲，称“圆席’。新婚夫妇返家，娘家及诸亲又以红蛋、方片糕回赠，期望新婚夫妇早生贵子，步步高升。

亲朋好友，你邀我请，开始消化准备好的年货。男人们凑在一起，免不了要比拼酒量，如果一顿饭下来，客人没有醉意，主人就会不高兴的。当然，遇到新女婿回门就更热闹了，因是新亲，老表、堂兄等则以把新女婿喝多、灌醉为乐。

初一至初三日，不扫地、不泼水、不动土、不动剪刀、不晾晒衣物。忌小孩说不吉利的话，也禁止打骂小孩。

过年，最辛苦的是家庭主妇们，从准备年货，为一家老小添置新衣，到招待客人时烧饭做菜、洗刷锅碗等，几乎全都是她们承担着，男人们只管陪客人聊天、喝酒，若是主妇们在客人面前流露了些怨言，扫了男人的面子，没准男人们会借酒大发雷霆的……但过了上七（正月初七），店铺开张，各行业都开始营业，农民下田劳作，务工人员也纷纷返回原单位上班。于是，大家都期待着下一个新年的到来……

3、闹新春

新年是乡村最热闹的季节。颂春、玩灯等传统的方式如今已很少能够看到，于是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和各个频道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喝酒、聊天等，无论在城乡恐怕都要算是最普遍的娱乐方式了。

玩花灯的习俗由来已久，如今虽然已逐渐淡化，但在农村还是能够遇上一些的。玩灯的人多为一个大村庄或者都是同一个姓氏的人。如走马灯、舞龙灯、踩高跷、采茶灯、叠罗汉等，这几年我也都陆续见过，今年六郎镇的“八社老龙”就已制作完成，准备春节事大耍一回。龙灯一般有滚龙灯和板龙灯两种，是最壮观、人数最多的灯。滚龙灯比较常见，电视上也常能见到，一条二三十米的蛇形长龙，有龙头、龙身和龙尾，龙体内多为小电灯泡，白天五颜六色，晚上灯火辉煌，可以上下翻滚，摇摆有韵；板龙灯，一板为一节，一节有一个人扛着，每节上有一个半圆形的龙身，内置电灯或蜡烛，有38节，80余米长，舞动时多此起彼伏，伸缩自如，但不能翻滚。走马灯多以古代戏曲人物为原型，或刘关张桃园结义、或薛刚反唐、或杨家将抗辽等，玩灯的人都化了妆，扮成戏曲中的人物，前置马头，后置马尾，手里还拿着马鞭，随着锣鼓的节奏演绎戏曲中的故事。马灯中最受人欢迎的是两个小丑，他们独特的脸谱、滑稽的表演常能赢得满场喝彩；最受人尊敬的是关公，奇观的是无论是什么时代的故事，最后都是这位赤脸长须的汉子出场，一把青龙偃月舞得出神入化，将这场马灯表演推向高潮并嘎然而至。如果说这些灯都很规范、严肃的话，那么像踩高跷、采茶灯之类就显得滑稽幽默了许多。特别是采茶灯，虽是扮成了戏剧中的人物，但多半是唱“水词”，有时插科打诨，有时与观众问答，互动的成分较多。玩灯都有一套规定的程序：起灯（即点灯），玩灯（即出门表演），“圆灯”，一般到正月十六就要回家休息了。所以，人们习惯上称元宵节为灯节。而且整个过程都要祭祀。

再就是唱大戏。在我们这儿以庐剧和黄梅戏最受欢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每个村都有一个露天的戏台，或小的戏剧院，平时放电影、录像，过年则唱大戏。露天的舞台都不向观众收费，是附近的村民自费请来的戏帮子，重在热闹；室内剧院一般都是收费的，有专人经营。这几年，芜湖县黄梅剧团的演出我看过多次，这些演出多在露天，戏台上有棚布遮挡，台下是空旷的斜坡，演戏时附近的农民蜂拥而来，台下人群密密麻麻、摩肩接踵。观众以老年人和女性为多，青年人很少，而且多半是跟着戏班做生意的小贩。戏的内容很老套，无非是公子落难、小姐讨饭，最后公子高中状元，举家团圆的传统故事，但这足以让那班老头老太、乡村妇女们跟着悲喜哭笑一回；戏外的小商品很丰富，多为廉价的衣物、首饰、玩具及各种风味的小吃，让不愿看戏的孩子们也有了消费的场所。当然，年轻男女们也能借此谋面，没准戏台上落难公子与富家小姐的团圆故事不久后就成了生活中的事实。

更多的时候，乡村的文化活动都是自发的，随意的。一些村镇的文化部门常举办猜灯谜、球赛、棋赛等活动，把农民的文化生活不断引上正确的轨道。当然，也有许多不健康的方式，比如酗酒、赌博、封建迷信等活动，我们都应当自觉地远离。

这些年农民的口袋一天天殷实起来，农家的日子也一天天红火起来，家家户户年前都准备了丰厚的年货。三亲四戚，五朋六友，平日里，大家都在外工作，忙着挣钱，难得能赶回家过个年，你邀我请，互致问候。兴致高时，稍微喝多点也是常事，但只要不是过分地酗酒，喝到“豪言壮语”时也就够了，千万不能等到“粗言恶语”后，醒来可就后悔莫及了。

从腊月到正月十五，整个乡村都仿佛在过年，而且都和“吃穿”紧紧联系在一起，也是我们一年里最幸福的时光。但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改善，现在的生活已经是天天过年的水平了。对许多忙碌的人来说，过年，也许正渐渐成为一份亲切而遥远的记忆。

开在草根间的小花

徐  玮

不知为什么，自小就形成一种偏见：小戏班子的演出算不上“艺术”，没水平，不好看。当然，仅仅是自己不爱看而已，对于他人，尤其是吃这碗饭的人，少一名看客，几乎毫无影响。后来又听说一个笑话：说有一个戏班子一次去给皇帝唱戏，皇帝问他们是唱过再吃还是吃过再唱？（这应该是仅就一顿饭而言。）戏班班主心情激动，连忙说：“唱过再吃！唱过再吃！”从此，他们只有唱过了才有的吃，不唱就没的吃。我想，如果班主当时回答“吃过再唱”，那么他们是否就会从此衣食无忧，年年可从官府领取俸禄呢？——感情上虽同情，但也不会真掏银子去看小戏。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各类表演团体有了接触。时间长了，跟一些剧团负责人还挺熟，观念也就不再在原来的层面上停留。

计划经济年代，剧团也是官办的。收入上缴，财政拨款，演职员按干部待遇拿工资，全是铁饭碗。少演少赔，多演多赔，不演亦赔。因为当时大家那点收入，看场电影才多少钱？戏票贵了有人买吗？但一场演出的成本是多少？再说政府那点收入，有多少大事急事等着花钱，能挤点钱来养一批只排练不演出的人已是有关领导的无奈之举，谁还敢砸他几万几十万去添服装置道具配灯光上布景来排一台新戏？除非是政治任务。

我在文化部门工作的期间，是从“八亿人民八部戏”的文化荒漠中刚刚走出，还弄不清今后该向何方路该怎么走。县庐剧团复排老戏上演后也曾红过一阵，甚至创下在一地连演三月不让走的纪录。剧团把以前的老戏翻箱倒柜全部重演，终于让老戏迷过足了戏瘾，也让年轻观众领教了什么是“百花齐放”。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想排新戏既没剧本也没经费，经过十年虚耗，艺人们的黄金岁月已然流逝，艺术团体普遍面临人才上的青黄不接。因此，拿着不多的工资刚刚勉强解决温饱的艺人们满腹的惶惑，不知自己对这个社会还有没有用处？

在“民间剧团”，则是另一番景象。他们自古以来就懂得只有“唱过了吃”，天上不会掉馅饼，上级不会发工资。于是，他们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牵头人被叫做“箱子老板”（官方还是称为“团长”的），凑些钱置办行头，锣鼓一敲，胡琴锁呐一响，就粉墨登场了。只要有点收入，场所是不挑剔的：城郊的桥档下，废弃的厂房里，小镇的场院中，庙会的戏台上……哪怕是地处偏远人烟稀少的荒村野岭，只要人家婚丧嫁娶满月寿诞有请，他们多是会到的。当然，民间剧团并不漠视城里观众，有一对年轻夫妇既是老板又是主角，在南京“天后宫”唱了大半年，苦情戏赚得老头老太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好多成了“干爹”、“干妈”，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点上满满一桌菜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芜湖县黄梅戏剧团”是何时命名的，我已记不清了。但这个剧团和县庐剧团有着天壤之别：后者是正规军，而前者只是一个民间剧团——草台班子而已。团长姓程，原也是专业演员，后来倒了嗓子没法登台，索性和一位胡姓朋友一道当起了箱子老板。他俩有些见识，“与时俱进”唱起了黄梅。一天，他俩到局里来，说邀请了江苏东海、如东、淮安、启东等地的演出公司经理来县，准备签演出合同，请求我们帮着瞒天过海，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事出突然，又关系到本县声誉，我们只好默认。后来电话告之，演出效果不错，欢迎领导莅临指导，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专程去苏北看望，他们正按照演出计划逐乡逐镇正常演出，反响不错，票房挺高的。当地文化局领导给我们提了个建议：县里应拨点钱给他们添点新戏服，会更上一个档次。后来，拨款的事当然是不会发生的，但县黄梅剧团的金字招牌就一直让他们挂着，虽然是块没有含金量的金字招牌。

当时经我们发证的大小剧团有十多个，演演歇歇，歇歇演演。人员也是来来去去分分合合。箱子老板根据各人能力大小贡献多少，给予不等的薪酬，各得其所从无争议。“密薪制”这个名词，我还是十多年后才听到。

每个季度文化局召开一次演出团体负责人例会，即使有的团演出地较远也会赶来，听听传达些什么文件精神，了解文化市场有哪些新的动态。会后，一般都会招待他们喝上一杯。因为他们把文化局当“娘家”，在外闯荡，县局就是主心骨就是靠山。酸甜苦辣是要憋回来才能倾诉的。还有，大多数团都是不错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本县形象，扩大了芜湖县知名度。政策没开先例，财政力不从心，成年累月拿不到国家一分钱补贴，始终坚持为广大草根阶层送去精神食粮。当他们风尘仆仆地回到“娘家”时，请他们喝上一杯水酒，道一声“辛苦了”，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其实热衷于唱小戏的，有的也并不缺一口饭吃。夏团长的儿子当时就在县委工作，对他老爸干这行很是不以为然，觉得丢了自己面子，在人跟前抬不起头来。但老子自有老子的追求和爱好，更有老子的个性，你小子既然当儿子就对老子奈何不得！当我坐在几百名观众中看到台上上了妆而不敢轻易相认的老夏，为他的精彩演出也和别的观众一道发出发自内心的高声叫好时，对于老夏的痴迷似乎有了深一层次的理解。

不要以为民间剧团只能面向“下里巴人”，芜湖县杂技团就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为各国使节演出，演出后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常任大使李肇星夫妇亲切接见演员，并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夫妇一道与演员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寄回县里后，我马上向省文化厅主办的《文化周报》投稿，被刊登在头版中间位置。这种经历，即使是金字招牌铁饭碗的剧团，也不是谁都能奢想的。其实挂着金字招牌的县杂技团，只是一个家庭杂技团，老张夫妻领着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历尽艰辛，终于达到一般民间团体所难以达到的高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家自己创作编排的杂技节目《敦煌造型》由大姑娘、二姑娘、小五子演出，凭借扎实的基本功、高难的造型、亮丽的服饰、典雅的配乐，在省级大赛中一举夺魁。以此为起点，传统的和创新的精彩节目陆续上演，既打响了芜湖县杂技团这个品牌，也改善了这个多子女家庭的经济状况。令人悲痛的是张家突遭塌天大祸：唯一的儿子小飞在练功时意外身故，一个极具艺术潜质的年轻演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致使张家一度无法再登舞台。为了从悲痛中走出来，老张带着全家去了涌动起改革开放大潮的南方，并成了深圳“锦绣中华”的签约剧团，常年在此演出。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锦绣中华”分部开业后，他们又常年在美演出。

在文化市场初具雏型、演出市场尚未完全成熟的时期，冒着风险挂上金字招牌的这两个民间剧团，都在芜湖县的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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